周小川：关于加息、房贷、金融风险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这次发布会上，周小川延续了他历次两会发布会的风格，坦诚回答记者们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的热点问题。

　　1、路透社提问：央行会跟随美联储脚步加息吗?

　　路透社记者：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是否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谢谢。

　　周小川：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后的复苏，终于现在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易纲：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至于你说的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谢谢!

　　潘功胜：刚才，在你的问题当中提到下一步关于外汇管理方面措施的问题。大家知道，我国的外汇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经历了高强度的风险和冲击。我们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采取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征收银行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境内存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等。

　　另一方面，在2017年年中，我们四个部委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政策已经非常公开化和透明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外汇管理微观市场监管上，我们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外汇管理政策，加强了外汇市场微观监管，管理的着力点主要是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打击地下钱庄，加强跨境收支的真实性申报，加强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微观监管措施不会因周期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会保持在不同周期的标准一致性和稳定性。

　　2、记者：防风险导致金融改革放缓，周行长怎么看?

　　记者：在2017年很多人认为金融改革的步伐走得有些慢了，大家认为这可能与防风险有关系，接下来2018年防风险仍然是金融领域的重头，这会不会导致大家有这样一种担忧，防风险会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停滞，或者步伐放缓，请问周行长怎么看?

　　周小川：大家也知道金融行业，特别是像银行这一类机构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因此，防风险如果防得好，这是这个行业发展以及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做得好的话，就能够发展得好、能够服务得好。因此，防风险、防危机也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东西，而应该是一致的东西。大家也看到国际上正是由于有了风险、有了危机，才促进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

　　我们中国有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正好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让我们认识到风险和不足，然后进行了改进。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说防风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2017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 书记作了重要的讲话和部署，此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些防范风险的动作都改进了监管，改进监管也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改进监管、减少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方面其他的步伐反而可以走得更快、更大。比如说我们刚才大家所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准入的放开，这些都把监管和改革联系一起。

　　3、潘功胜：房贷利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澎湃新闻记者：2017年以来，多个城市住房信贷政策有所收紧，近也有反映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偏紧、利率上升。请问周行长，今年住房信贷政策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目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状况如何?请您介绍一下。谢谢。

　　潘功胜：围绕着房地产实际上是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住房贷款，近有一些媒体在说住房贷款的问题和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认为2017年全国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了4万亿，增长率是22%，人民币整体贷款增长12.7%，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了22%。今年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21.4%，人民币各项贷款整体贷款增长13.2%，个人住房贷款比整体贷款的增长差不多多了将近10个点。虽然2017年和今年的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长有所减少，但是它仍然是比较快的增长，可以满足市场的合理需要。个别的银行在个别的时段由于资产负债匹配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放款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的情况，我想是可能的。

　　关于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的确，房贷利率是略有上升。但大家从稍微长一点的周期来看，它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在这方面，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第二个问题，关于房地产金融的风险问题。人民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审慎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我国的房地产信贷质量总体上良好，房地产金融风险是可控的。我跟大家报几个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是不到1%，整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是1.85%，这是包含政策性银行的，除掉政策性银行是1.74%，显然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的水平好于整体贷款的不良率水平，其中个人贷款的不良率只有0.3%。而且我国在住房贷款的发放上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比较审慎的政策，平均首付比在33%以上，去年新发放贷款的平均首付比在37%，这也是在国际上是非常审慎的住房信贷政策。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个人住房贷款、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速度有点快，个别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在财务方面比较激进，会有一些风险，这些我们都在密切关注。

　　4、周小川：光观察GDP是不够 还要看物价水平和就业水平

　　中央电视台记者：两个之前，央行刚刚公布的2月末M2的增速是8.8%，我们看了一下这已经是连续10个月维持在个位数的增长了，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M2，但没有给具体的数字。请问，未来应该怎么样理解M2增速?什么是合理增长，怎么去理解2018年的货币供给?

　　周小川：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易纲行长已经说到了，由于M2指标口径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是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产品在不断地变化，M2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衡量货币政策松了紧了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问题既然问了的话，假定说M2的口径短期内变化不大，我们怎么看呢?如果M2和名义GDP增长速度基本一致的话，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讲就是不松不紧，名义GDP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实际GDP加上GDP平减指数，也就是经过物价调整的GDP。如果M2大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就偏松一点，如果低于就偏紧一点。观察是这样观察。但是，假定条件是金融市场的结构、金融产品的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

　　更重要的指标，应该说还是要观察像是通货膨胀率和就业这样的指标，我们光观察GDP有时候是不够的，还是要看物价水平和就业水平，从这儿来衡量货币政策的松还是紧。再有就是今后大家的关注点可能逐渐从广义货币的数量变化，慢慢转到对于价格的关注，到底市场上这个价格在什么水平，通过统筹考虑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来看待货币政策是松是紧。

　　对中国来讲，现在的M2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八点几。从刚才衡量的角度来看，第一是跟名义GDP相比是比较接近的，另外，你又可以看到M2增长比名义GDP稍微低一些，也还有存量的关系。过去，M2增长速度一直比名义GDP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了，新进的水不一定要这么多，所以还跟存量的积累有关系。总之来讲，很难有一个非常简易的指标能让人一下子就看明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加以判断。

　　5、周小川：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知道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周小川：您刚才自己也说出来了，关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另外，除了允许外面的机构在中国办金融业务以外，对外开放还是一个更广义的内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这些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各个地方也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和子行，开展了越来越丰富的业务，和其他国际的金融机构有很多很好的合作，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促进了中国整个金融的对外开放。当然，除了人民币可以“走出去”以外，我们金融市场的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开放步伐。

　　在近已经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有“沪港通”，后来又有“深港通”、“债券通”，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的对外开放。这些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渐迈出坚实稳定的步伐。预计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加大。在政策上来讲，我们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了，逐步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对外开放也是实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逐渐在开放中体会自己的角色、发挥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

　　6、周小川：未来传统的纸币、硬币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

　　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数字货币，央行此前说正在研究发行数字货币，请问进展如何?对于数字货币的正式问世是否有时间表和路线图。请问周行长，您如何看待未来数字货币的应用?

　　周小川：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人民银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近的动作是和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数字货币。在概念上来讲，大家头脑当中的数字货币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央行用的研发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实际上电子支付的是什么呢?支付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系统传输的数字的东西，并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的属性。

　　为什么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目的，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这几项东西既可以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或者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为基础的这种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技术。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也有了初步的一些分类，表明它还可能是有多种可能的体系。应该说，数字货币的发展既是有技术发展上的必然性，未来来讲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这种形式的东西会逐渐缩小，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同时数字货币作为货币来讲，要保证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要保护消费者。有一些技术方案有可能冒的风险太大，结果出问题的时候使消费者受损失。特别是对大国经济来讲，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实质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慎重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充分的测试、局部的测试，可靠了以后，再进行推广。2017年，人民银行组织了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的研究项目，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目前在组织大家推进。

　　大家可能也在市场上看到数字货币在某些方面引起很多议论，也出现很多风险，价格出现很多的波动。主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虚拟资产交易我们认为这个方向需要更加慎重，虚拟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太符合我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不必太着急，稳步的研发，有序的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一种产品。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现在的研发计划，在研发到一定程度会进入到测试阶段，我现在能说的也就是这些。